[活動回顧] 從圓山遺址史蹟公園看考古遺址的保存與監管

時間：2011/12/10 (六) 1040-1240

地點：南村落 (師大路80巷10號1F)

講師：劉益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十幾年前，台北市政府曾計畫將圓山公園作為計程車司機休息站，當時身為台北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的劉益昌老師認為休息站可以搬遷，但圓山遺址是獨一無二、無法搬遷的存在，法案最後沒有通過，因此圓山公園的草皮繼續成為大家的歷史記憶。圓山公園也是第一批公園的設置點，故稱台北市的一號公園。事實上，若將圓山大飯店作為起點，沿著中山北路（經過下頭的圓山基本岩盤），經晴光市場、國賓大飯店、監察院、行政院、台北賓館，到台北城的東門，轉個彎終點落在總統府。劉益昌老師認為這條動線應該規劃成台北市最重要的散步步道，一路上兩旁有都市與自然、歷史與現代的對稱和對比，更可瞥見台北市歷史的發展模型，是發展觀光的潛力點。

　　圓山遺址的重要性在於它是台灣考古學的濫觴。1896到1930年是圓山遺址考古學上的重要時期。三位日本考古學家伊能嘉矩、宮村榮一、鳥居龍藏是研究圓山文化的先驅。日本學者會對圓山貝塚如此感興趣的原因，得提到1877年大森貝塚的出土，「大森貝塚」因被視為日本考古的原點，研究文章多如牛毛，也開啟了日本學者對貝塚的偏好。說及此，劉益昌老師題外說了一個趣事，當初日本殖民時期，為了有效運用台灣資源而做了詳盡的調查，發現台灣的高山幾乎都比富士山高，傷透腦筋之下乾脆把山形相似的全都冠上「某某富士山」之名，保住富士山仍是日本第一高山的名號。1926年與總督府地位相當的台北帝國大學成立，劉益昌老師認為1930年是日本殖民時期上的重要分水嶺，之前的調查報告都是出於為了有效開發殖民地而作的知識建構，1930年帝國議會通過「史蹟名勝紀念物保存法」後，迎來「學術的黎明」期。當時保存法中「古蹟遺址」分類下的第一項就是圓山遺址，顯然圓山是日本殖民時期考古的中心。

　　劉益昌老師認為提到圓山遺址，就不得不提到張光直教授。他是世界級考古學刊物的編輯之一，也是把台灣考古學推上世界考古舞台的第一人。終其一生勤學不輟，著作的目錄就高達四十幾頁。張光直教授主張「南島語系源出台灣」學說，圓山遺址就是學說的中心點。此外，台灣第一個絕對年代的判定也是圓山遺址。在2005年圓山遺址變更為國定遺址。圓山遺址是個包含大坌坑、十三行等多文化層的遺址。圓山遺址鄰近台北盆地中的台北湖，因此圓山人常利用小船（艋舺Monga）出入，在水邊不遠處則架起干欄式建築做為住家之用，這從在遺址挖掘出的玉器形式（兩三人坐在小船上，船首還有隻狗）可以看出。

　　都市遺址保存相當不易，但台北市三大遺址其實有良好的先天條件，植物圓遺址位於植物園裡，圓山遺址位於圓山公園裡，芝山岩遺址位於芝山公園內。在多年來的努力下，管理維護的原則定得最完備清楚的就是圓山遺址。而在台北花博時期，圓山遺址的問題不斷被提出來討論。如施工過程中爆發傷及圓山遺址的文化層，儘管最後及時止住傷害，然而破壞已經造成，沒有任何復原的可能。並且可惜的是，台北市政府並沒有善用花博帶來高流量人潮的機會，向各地人們展示這裡是個重要史前遺址的所在地。提到已經勢在必行的植物園捷運站，勢必衝擊植物園遺址的存在，劉益昌老師預言將會有另一場遺址的搶救開始，他沉重的說這些遺址都是祖先留給我們的珍貴禮物，每位市民都有保護它的義務與責任，然而現在的做法卻不是如此。以民意做為盾牌的政府、處於弱勢的文化資產相關人員、總是無聲的廣大民眾，台灣在進步，但進步的空間還很大。

活動照片：